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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朝廷的失败:王越的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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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1-18 17:37:5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王越,字世昌。史书上说他身材高大,多力善射。景泰二年(1451年)中进士。据说在廷试的时候,忽然刮起一阵旋风,他的答卷被风卷去。眼看就要落榜,他居然在剩下不多的规定时间内再写好一份考卷。其人之聪明可见一斑。

王越中进士后开头到陕西出任地方检察官(御史)。到天顺初年,才当上山东省纪委主任(按察使)。天顺七年(1463),大同军区司令(巡抚,都御史,提督军务)出缺。经人推荐,王越接替了这一职位,从此开始了他的军事生涯。

土木堡之变后,明朝对北元由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本来属于二线防御基地的大同,宣府,延绥一带成了抵抗北元入侵的最前线,经常遭到北元的攻击,当地经济和人民生活遭到严重的破坏。王越到任之后立刻修缮武器甲胄,训练士兵,修理堡寨,鼓励农业和商业,把大同防区重新建设了起来。

成化三年(1467年),明朝发动对北元的征讨。王越成为此次远征的参谋长(赞理军务)。据说他曾与主帅朱永帅千人出巡,骤然与敌军遭遇。朱永想要逃走。王越制止住他,叫士兵列阵自保。敌人怀疑有伏兵而迟疑不敢进攻。对峙到黄昏之后,王越令所有的骑兵下马,衔枚鱼贯而行,自己则率骁勇殿后,借着夜色掩护从容撤退到五十里外的明军城堡。事后他对朱永说:“我方一动敌人就会追击,这就谁也活不了,只好不动声色来迷惑他们。撤退的时候下马步行,我们的行动的声音就小了,不容易惊动敌人,这才可以逃脱。”

老实说,这个故事里王越显得智慧过人,其实反映了当时明军战斗力的低下。两人所遇到的敌军人数估计不会超过明军的人数,不然早就冲杀过来了。可是被封为抚宁侯的朱永的第一个反应居然是逃跑。而王越的反应也只是如何逃才能保住性命而已。

明军的战斗力如此,这次战役当然无功而返,正好北元忙于内斗,向明朝请求通商(入贡),于是征讨的事也就不了了之了。大概是王越保存实力有功的关系,到了这年秋天,他又兼任宣府军区司令(巡抚,提督军务)。

有了差点丧命的经历,估计王越充分认识到了军队战斗力的低下是致命伤,所以在他直辖的两个战区内加强了士兵的训练。到了两年之后的成化五年,王越终于有了展露头角的机会。

当时的河套一代属于明和北元的边境。河套水草丰美,但是由于明朝前期对北元的主动进攻,北元不敢南下,河套遂成为真空地带。几乎没有人烟。土木堡之变后,北元开始对河套地区进行渗透。到成化五年,北元开始大规模进入河套地区放牧。于是延绥告急,朝廷命令王越增援。

王越率领本部至榆林,遣游击将军许宁出西路龙州、镇靖诸堡,范瑾出东路神木、镇羌诸堡,而自与中官秦刚按榆林城为声援。许宁在黎家涧,范瑾在崖窑川与大败北元军。右参将神英又在镇羌破敌。北元只好撤退。

王越以为获得了胜利于是在第二年的正月收兵。不料才回到偏头关,北元又去而复来,延绥再次告急。兵部劾越王越擅自收兵。这是杀头的罪名。幸亏皇帝赏识他,免了他的罪过,命令他带兵屯驻延绥附近待机。北元以一万余骑分离五路入塞,王越命令许宁等将其击退。

是年三月,明朝决定彻底解决扰边不止的北元阿罗出部。这次的领兵大将又是抚宁侯朱永。王越为其副手。从前面的故事看,恐怕实际指挥的是王越,而不是纨绔子弟朱永。双方在开荒川决战,阿罗出大败。明军乘胜追击至牛家寨,阿罗出被流矢射伤。王越这次立了大功被升为上将(右都御史,从字面上翻译是总检察长。但是这个职位在明朝对于领兵大将来说实际上是荣誉性职位。凡是领兵的文官都要加兵部侍郎和御史头衔,以表示他们只是暂时性的领兵。这也是明朝以文官领兵防止武将专权的措施之一。所以只好翻译成上将。不然现代人很难理解为什么立了军功却升总检察长。)。

借这个大胜的势头,明朝决定大举进攻北元。王越深孚众望,威震边疆,于是第二年他被任命为西路方面军司令(总督军务,专办西事。)专门筹备西征事宜。但是可叹的是中央虽然口头上要西征,却口惠而实不至。王越手下可用之兵不过万余,又分散防守。而北元的军队却有数万。在这种情况下,王越自保不遐,哪里还有力量西征。

读史至此,有人或许会奇怪头一年击破阿罗出部的兵力哪里去了。明朝实行的是卫所制。简单来说,这是一种世袭兵制。士兵的家庭世世代代为士兵。平时耕种田地,农闲时进行军事训练。战时则临时编组,委派将领率领。这种制度看着不错。其实承平数代之后,士兵往往只知道种田,而不懂打仗。而临时委派的将领往往是文官,不懂军事。以这种军队出征,正是盲人骑瞎马,怎能不打败仗。王越久在西北,手下的军队训练有素,又知人善任,这才能够取得胜利。可是他手下的直属兵力还是有限的。遇到大规模的战事还是要从别的卫所调兵。头一年击破阿罗出部的兵这时大多复员了。而没有皇帝的命令,谁也不敢调兵给他。这样他的西路方面军司令只是个光杆司令而已。

要说明朝中央不调兵其实也是不够准确的。事实上明朝中央为了西征调动了近八万人。但是这八万人不归王越指挥。王越却要为整个防区的安危负责。这就造成了边区明军云集,北元却如入无人之境的奇怪现象。其后明朝中央终于认识到没有统一指挥的问题。于是在名义上又将军权集中起来。可是军权并不交给王越,而是交给武靖侯赵辅,并封赵辅为平虏将军。这样,同一支军队却出现了两个最高统帅。明朝和宋朝一样,怕武将造反,所以对有能力的大将又想利用,又不放心,遂搞出这种叠床架屋式的指挥系统。

同一时间,北元则对明朝采取骚扰战术。每当明朝好不容易理顺了指挥关系,大军慢吞吞得行动起来的时候,北元立刻撤退。而一旦明军收兵,则北元立刻去而复返。如此反复数年,明军名义上的主帅也换了三个,不但没有剿灭北元的进攻,北元的攻击却越来越频繁,河套地区也逐渐被北元完全侵占。王越由于熟知边事,一直当着他的光杆西路军司令。其间他被中央诸大臣控告欺君罔上,隐瞒北元的实力,于是双方斗了个不亦乐乎。

就在政治斗争形势对王越渐渐不利的时候,命运却意外得给了王越建立不世功勋的机会。

成化九年(1473年)九月,深入河套的北元可汗满都鲁、太师比加思兰等部将老弱留在红盐池王廷,大举深入,直抵秦州、安定诸州县。王越探得消息,认为是北元主力尽出,后方空虚,是消灭敌人的天赐良机。于是率领直属部队出战。部将许宁、周玉个率五千骑兵分左右两路,出榆林,逾红儿山,涉白盐滩,两昼夜疾驰八百里,奔袭北元王廷。

将至目的地的时候,暴风大起,沙尘翳目,诸军胆怯。这时一个老兵说道:“这是天助我也。去时迎风,敌人不易察觉。胜利收兵时如果碰上回来的敌人主力,则其处于下风。乘风击之,还有不胜的道理!”

王越立刻下马拜这个老兵为团长(千户)。于是士气大振。王越把兵力分为十翼,每翼千人。亲自率两翼突击北元大营。北元留守部队措不及防,大营被攻破。几乎全军覆没。满都鲁等饱掠归,发现根本之地被毁,妻子畜产已荡尽,只好相顾痛哭。由于这次战役,北元再也无法在河套立足,被迫迁向远方。河套危机就此解除。

王越获得如此空前胜利,明史上的记载却说他只擒斩三百五十人,获驼马器械无算,焚其庐帐而还。这个战绩未免过小,而且如此大的战役只杀了对方三百五十人也令人无法相信。相信这是明朝的史官认为他是汪直一党而故意减少他的功劳吧。

这次大胜相当于汉初卫青,霍去病击破匈奴王廷。可是卫青,霍去病能够继续攻击匈奴,王越却连追击北元残军也办不到。卫青,霍去病得胜归来,立刻能够投入制定下一次作战计划。王越得胜归来却立刻要面对险恶的政治斗争。

表面上,王越因为这次大胜而升了官,名誉职务升到了太子少保,实际职务则升到了西北战区司令(三边总制)。但是其实他的实际权力却是下降了。而纪功郎中张谨、兵科给事中郭镗又弹劾他为前任平虏将军刘聚滥杀冒功一事胡乱上奏。

功大而赏薄,又为朝廷猜忌,王越于是只好自称有病,交出兵权,回到中央当他的总检察长。回首前尘,他终于体会到“朝里有人好做官”的必要。于是开始结交朝中的权贵。而当时皇帝面前最大的红人就是主管西厂的特务头子大太监汪直。

明朝是一个太监当政的朝代。自明成祖朱棣以降,对太监无不信任有加。而太监中固然有刘谨,魏忠贤那样祸国殃民的家伙,却也有如郑和这样的英雄人物。

正史上对汪直的评价一直不高,虽然没有把他和魏忠贤一起列入阉患一类,但也认为他是乱政之人。不过如果我们仔细读一读汪直的事迹的话,就会发现汪直其实并不象史书上说的那么坏。

汪直是瑶族人,出身广西大藤峡。1456年,大藤峡瑶人首领侯大苟率领瑶、僮族人民万余人起义,修仁、荔浦、力山、平乐等地的各族贫民纷起响应。攻打郡县,出没山谷。这场起义到成化元年(1465年)才被右副都御史韩雍镇压下去。1466年,大藤峡瑶、僮人民再次起义大藤峡起义军七百余人,在侯郑昂率领下乘夜攻人浔州府城及洛容、北流两县。明廷又命韩雍继续镇压。思恩、浸州、柳州、宾州等地人民起而响应,四处袭击明军,并发展到广东的钦州和化州。起义一直延续到1472年,才彻底失败。

汪直就是在这次起义中被俘的瑶族儿童。明军对于被俘的少数民族的一贯政策是“俘获贼属男妇幼小堪用者养侯,老弱不堪者变卖。”不论是养侯还是变卖其实都是把俘虏变为奴隶。而被“养侯”的方式之一就是被阉割,送入宫廷,成为太监。

所以,汪直在明朝诸臣和史官的眼睛里除了是传统的会“乱政”的太监,还是出身有问题的叛逆之后。

不过,明宪宗倒是很喜欢汪直。明朝的皇帝对大臣极不信任。他们唯一信的过的是时刻陪伴在自己身边的太监。所以往往派出太监监视大臣们的行动。由于汪直聪明伶俐,明宪宗就派他主持特务机构西厂,监视大臣们的行动。汪直出马办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扳倒南京镇监覃力朋。

明朝实行食盐专卖。覃力朋却依仗权势在进贡回来时装了一百多船私盐。沿途又骚扰州县。武城县缉私队长(典史)向他盘查,覃力朋殴打典史,打断了他的牙齿,又射死一人。汪直查访到这件事后立刻逮捕覃力朋论斩。覃力朋后来疏通关节后得以幸免,而明宪宗则由此认为汪直能够发现奸臣,秉公执法,于是对他更加青睐。

汪直此后屡兴大狱,不过杀的倒也均是有罪之人。但是既然身为特务头子,主要任务又是监视百官,自然的不到百官的好感。很快内阁大学士商辂与万安、刘珝、刘吉等上奏其扰乱朝政,要求杀掉汪直。在群臣的压力下,明宪宗不得不稍稍压制汪直的权力。但是不久之后就又恢复其全权。

汪直从此与百官势不两立。他首先从有宿怨的兵部尚书项忠下手,让言官郭镗(就是前面诬告王越的那位)、冯贯告发项忠违法。项忠遂被免职。牵连所至,以前告发汪直的大学士商辂,左都御史李宾,尚书董方、薛远及侍郎滕昭、程万里等数十人均被罢黜。而王越与其素来友好,遂被任命为国防部长(兵部尚书)。

汪直当时年纪还轻,而他对于军事有浓厚的兴趣。他的亲信陈钺劝他出征北元立边功巩固自己的地位。汪直深以为然。于是在他的主持下,明朝又一次转入对北元的进攻。他多次自任监军,同王,陈二人共同率领大军出击。

对王越来说,虽然他已经是国防部长,又得到了朝廷的全力支持,但是消灭北元的最佳时机已经失去。几次出击都不能捕捉到北元的主力。反而招来北元的反击。幸好这时北元也忙于内部的统一。满都海可敦正带着幼小的达延汗东征西讨,无暇对付明朝的挑战。

时间很快走到了成化十六年,王越已经 56 岁了。就在他以为再也没有机会建立功勋的时候,命运又一次对他展现了笑容。

是年三月,王越率二万人赴榆林防御北元。途经大同时,探听到北元的王廷在威宁海(今集宁南黄旗海)。王越立刻率军夜出孤店关,先过猫儿庄,兵分几路,直趋威宁海。时风雪大作,天地昏暗,王越纵兵掩杀,再一次杀散北元的王廷。而这一次他几乎得到他的目标,北元的可汗达延汗。(明史上说这次袭击是攻击亦思马因太师部,对照蒙文史料不确。应为袭击达延汗。)可是命运似乎又总是把送到他手中的东西夺取。这次,达延汗逃脱了。而北元美丽善战的满都海可敦则有可能死在了这一次袭击中。

对于这次战事,明史中记载的更加简略,只说王越生擒幼男妇女171人,斩437级,获马驼牛羊六干余。完全看不出大胜的痕迹。

第二年,汪直失宠,被贬到南京。王越被算作汪直一党,被剥夺一切荣誉和职务,被流放湖北安陆。当宣旨的钦差来到时,王越万念俱灰,几乎自杀。后来见敕命中有从轻发落的话,这才打消了念头。

此后十年,王越被软禁在家。他的罪名在明孝宗登基时被赦免了。不过一直到弘治七年(1494年),他才被重新启用。在此期间,北元被达延汗统一,明朝再也没有机会击败北元了。

三年后,北元再度进攻甘肃,朝廷无人能够抵挡。这时王越以 73 岁高龄再次被任命为西北战区司令(三边总制)。王越以老病之身再度出征,于第二年攻破贺兰山后的北元基地。北元不得不再次向北收缩。

于是历史又一次重演。王越在朝中的支持者太监李广(不是汉朝的那位)倒台。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言官们又有了一次表现他们的忠贞的机会,纷纷上书攻击王越为李广一党。王越老病的身体再也经不住这次打击,忧愤而死。

王越死后,明朝再也没有主动出击的能力。达延汗也不再有可与之匹敌的对手,遂大举入塞。明朝从此陷于与北元无休无止的战斗中,直到双方都筋疲力尽,被新兴的满清先后消灭。

明朝并不是没有良将,从王越的故事里我们可以看到甚至被传统史书目为天生奸佞的太监也不但不一定是良将的制肘,反而有可能支持良将建功立业。可是,明朝的制度已经不容许良将建功立业。相比之下,王越还算善终。其他想要建立功勋的良将如袁崇焕者的下场可就没有那么美妙了。

最后摘录一段王越和内阁大臣们关于汪直的对话。

内阁论罢西厂,越遇大学士刘吉、刘珝于朝,显谓之曰:“汪直行事亦甚公。如黄赐专权纳赂,非直不能去。商、万在事久,是非多有所忌惮。二公入阁几日,何亦为此?”珝曰:“吾辈所言,非为身谋。使直行事皆公,朝廷置公卿大夫何为?”越不能对。

刘吉、刘珝之流一句“使直行事皆公,朝廷置公卿大夫何为?”真正是明朝廷臣的写照。为了让公卿大夫有事可干,汪直当然只好“行事不公”,而王越也只好成为公卿大夫不断攻击的对象。而明朝的国政就在这种无事忙的内斗中腐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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